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到1980年代为止，中国现政权1一方面在其统治范围内严格禁止吸食鸦片，另一方面却又长期允许罂粟种植，并将鸦片、吗啡等作为外销商品经营。这段相当漫长的毒品官营外贸史，后来通常被称为“特货贸易”。它的经营方式经历了从“收税”到统购统销，再到官办国营的转变。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制度化、财政化、国家化的灰黑色贸易。
在曾经的简中互联网上，这件事原本并不算冷知识。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南泥湾种鸦片”。它流传得如此之广，以至于2014年的观察者网还需要特意出来“辟谣”2。与当今的所谓“官方辟谣”一脉相承，它不否认事实本身，而去操弄“部分叙述有误，因此整体指控无效”的逻辑。也因此，即便在这种试图辩护的文章里，罂粟种植与鸦片贸易的基本事实仍然无法彻底抹去。
此后，随着简中互联网讨论环境逐步恶化，言论空间不断收窄，相关记忆终于又一次地下化。自2018年起，维基百科用户Nanniwan持续在《特货》条目中进行原创研究，以相当充分且较为可信的考据，重新梳理了上述鸦片经营史3。
显宗：禁毒、民族主义与现代身体
禁毒话语在中国现代政治叙事中的地位，远比一般社会治理议题更高。毒品政策从未被单纯地作为公共卫生政策或刑事政策讨论过，它超出了前两者的范畴：它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现代身体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以来，鸦片问题与民族屈辱、帝国主义侵略、身体衰弱、国家危亡紧密绑定。一个不能摆脱鸦片的民族，被描述为“东亚病夫”；一个不能禁绝毒品的国家，被描述为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禁毒被纳入“反帝反封建”的宏大叙事之中，成为民族复兴想象的一部分。
中国现政权从一开始就深谙这一点。它将禁毒与民族主义捆绑起来，将自身塑造成能够清除旧社会毒瘤、重塑人民身体、恢复民族尊严的新政权。即使在最不公开强调民族主义的年代，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禁毒话语仍然保留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底色。它始终在说：毒品来自旧世界，来自帝国主义，来自腐朽阶级；而新政权则代表纯洁、健康、纪律与新生。
这是显宗的禁毒叙事。它被公开地写进教科书、庄严地做成纪录片、正当地走进纪念馆、响亮地作为政治口号。但“有圣，就有盗。有高山，就有深渊。有天地悬殊，就有腥风血雨。”4有显宗，就有密宗。
密宗：财政困境、边缘政权与特货贸易
如果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只把特货贸易理解为单纯的道德堕落，当然过于粗糙。在战争、封锁、割据和财政崩溃的年代，政治组织的生存经常依赖各种并不体面的资源。
受贸易制裁、财政封锁或军事压力的政权，常常需要通过灰黑色产业获得外汇和军费。这与1840年以前英国对清朝的鸦片走私当然有差异：英国是扩张中的帝国主义商业力量，中共早期政权则是处在边缘地带、被封锁围困的革命政权。但二者也存在共同点：当正常贸易受到限制时，毒品便成为绕开限制、获取利润和战略资源的特殊商品。
类似逻辑并不罕见。金三角、银三角，以及民国军阀割据时期的许多地方政权，都显示过同样的结构：边缘化政权可能主动依赖毒品财政维生，也可能因为治理能力不足，导致毒品泛滥和走私出口。民国时期的中国，更形成了“中央政权以禁毒敲打地方，军阀之间相互倾销毒品”的混乱局面。毒品因此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财政问题、军政问题和国家建构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混乱中，“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历史诉求。一个强中央，至少在理论上能够终结军阀割据下的毒品财政，把地方各自为政的黑色经济重新纳入统一治理。
中国现政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确实拥有比其它军阀乃至当时的中央政权更先进的组织能力。它完成了从抽税、统购统销到国有专营的转变，它也在自身统治范围内较为确切地落实了“境内禁止吸食”的政策。换言之，它并非如其它中国军阀一样简单地贩烟、抽税，而是实现了一种高度矛盾的安排：内部禁吸，外部输出；道德上禁毒，财政上营毒；人民身体要纯洁，人民银行要进款。
由于现政权对讨论本身的禁止，讨论双方都只能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但特货贸易史本不应该停留在“有没有种过罂粟”这种低级争论，它本来揭示了一套政治伦理的双轨制：对内以禁毒建立现代国家的道德合法性，对外以毒品贸易维持政权生存与财政运转。作为“显宗”的禁毒意识形态和作为“密宗”的毒品官营史，是同一套辩证结构中的两面，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它们像蜡烛的两股烛芯，相互依存，又相互纠缠、燃烧彼此。
断裂：民族主义叙事的反噬
历史中的不得已，并不自动构成现实中的免罪符。唯有正视历史，才有获得理解的可能。如果特货贸易被允许公开讨论，人们未必不能理解这种做法。然而，特货贸易史的复杂性可以解释其发生，却不能取消它与后来禁毒叙事之间的冲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政权主动放弃了社会平等和阶级解放的承诺，从而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法理带来的合法性。去阶级化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随后被推上前台，成为政权正当性的主要来源。禁毒叙事也因此更加深地回到民族主义框架之中：毒品被塑造成民族苦难的象征，禁毒被塑造成民族复兴的功绩。也正是从这时起，特货贸易史成了一个无法安放的异物，对它的公开讨论与正视，也就变得遥遥无期。
如果禁毒是民族解放，那特货贸易是什么？
如果鸦片贸易是帝国主义罪恶，政权自身曾经组织化经营鸦片和吗啡，又该如何解释？
如果毒品天然意味着腐朽、堕落、敌人和亡国，那么那些曾经以毒品换取财政资源的人，又该被放在哪一页历史里？
正因为如此，特货贸易史（毒品官营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从民族主义内部出发攻击现政权的有力材料。不需要诉诸自由主义、人权话语或反威权理论，只需把现政权自己的民族主义禁毒叙事和特货贸易史相对照，就足以构成反讽。正如禁毒话语超出公共卫生领域、成为现代身体话语的组成部分，特货贸易史也超出了单纯的历史冷门，成为了叙事结构中的裂缝。你可听见寂静在唱歌？这条裂缝并不会，也从未因为沉默而消失。
当禁毒被塑造成民族纯洁性与政权道德性的证明，它就很难再承认毒品问题中的灰度。历史上的灰度不能承认，现实中的灰度也就不便承认。于是，涉毒者不再是需要细化分类，按程度判刑或治疗-再社会化的人，而被简化为污染民族身体的病灶。贩毒是加害性的犯罪行为，正在吸食者涉及公共安全、医疗干预与社会治理，有吸毒史人员则更需要社会支持、稳定就业、关系修复和长期戒断环境。这三类人本应有所区分，宣传机器却从未作这种区分（尤其是对于吸毒者和有吸毒史人员）。对涉毒者的猎奇凝视一度成为文艺作品的常见桥段，例如，毫无人类学素养的“心理学博士”毕淑敏，自称“在戒毒医院观察了几个月写就”的纪实小说《红处方》中，吸毒者竟然能通过在油画中加入遇光挥发性毒品的方式让医生染毒，并且“无法戒除”。鄙人早期的文艺创作5也一度将其作为改变剧情走向的工具，直到真正接触药物滥用者后，才对此有所改观——以及好奇毕淑敏到底都观察了些什么。2020年以后，中国相关宣传更加主动地建构新的禁毒叙事，将毒品与“西方敌人”捆绑，借毒品问题嘲讽“西方国家”，把毒品问题纳入外部势力、文化入侵和国家安全的框架之中，时刻提醒“别忘了我们近代史的开端是什么”。与此同时，对毒品和吸毒者的妖魔化也不断加剧，并显而易见地波及了有吸毒史人员。
这种妖魔化不仅不利于有吸毒史人员重返社会，也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戒毒。生理脱离只是第一步，戒毒真正需要的是稳定的生活、社会支持和去污名化的环境。一个人越被排斥、越难就业、越难重新建立关系，就越容易回到原先的成瘾网络中。“不把所有涉毒者当作同一种无可挽救的废料”是现代成瘾治理的基本常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它一直在具体政策上试图调节。例如，理论而言，中国每个县区都有一个戒毒医院，会给吸毒人员和吸毒史人员近乎免费地提供毒品替代品（一般是美沙酮）6：这种“以公开换保护”的策略能有效缓解毒品带来的社会问题。尽管在美沙酮门诊推广初期出现了“公安天天派人在门诊附近抓人”的乱象7，但相关政策仍然得到了落实。换言之，在显宗铺天盖地的妖魔化宣传之中，对吸毒史人员的宽容态度构成了另一个密宗。
2025年底，这种显密相济的政策终于翻了车。行政违法记录封存问题突然被摆上台面讨论，其中包括吸毒史封存，舆论随即出现所谓“谁家少爷吸了”的反噬。这种反应并非偶然。它正是显宗与密宗长期割裂的结果：一方面，国家机器多年宣传毒品与吸毒者的绝对邪恶；另一方面，当治理现实终于要求区分违法记录、保护再社会化可能性时，公众却从来没接受过相关的教育，也就无法接受背后的复杂性。
既然他们都是毒虫、败类，是社会危险源，为什么现在又要给他们封存记录？既然你长期拒绝承认成瘾治理的复杂性，为什么现在突然开始讲灰度治理、回归社会？既然禁毒是本民族伟大的道德战争，为什么现在又希望人们理解行政法、隐私权和再社会化？本应有的政策理性，面对被自己喂养多年的道德恐慌时，显得积重难返。
代价：禁毒叙事导致的苦难与冤屈
然而即使有密宗的“暗中纠偏”，整个中国社会也早就为禁毒叙事下的毒品战争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客观而言，中国医院对阿片类镇痛药的极端慎重，确有防范重蹈美国覆辙的公共卫生考量。阿片，也就是鸦片8；从词源到药理，它的药品属性与“毒品”属性都长期纠缠不清。也正因此，对这类药物确实需要保持医学和监管层面的审慎。问题在于，这种审慎一旦遭遇高度道德化、政治化的禁毒叙事，就很快矫枉过正，并最终导致中国医院的疼痛管理水平长期不足。许多产妇和慢性疼痛患者——例如带状疱疹后遗症患者和癌痛患者——因此无法获得足够的对症治疗。据说，“痛苦面前，没有英雄”9；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备受剧痛折磨的患者仍然只能在病榻上忍受煎熬，他们的亲属也只能在一旁目睹这种毫无尊严的痛苦。有时是因为医生不敢开药；有时是因为科室耗尽了配额10；有时是因为患者和家属抗拒使用“那种药”；更多时候则是因为连患者自己也并不认为疼痛是一件需要被严肃处理的事情。
只是，在目睹或亲历这些痛苦时，又有谁能想到，其中一部分正是禁毒叙事所结出的恶果呢？若非如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本有机会在美国阿片危机的教训之外，走出一条更审慎也更人道的道路：既不让镇痛药物滥用演变成公共卫生灾难，也不让患者承受本可缓解的痛苦。
2026年4月曝光的另一起涉毒公共事件则更加讽刺：2024年1月，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为完成指标，诱骗6名未成年人吸食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随后抓获，炮制虚假涉毒查处案件11。毒品战争的极端高压下，必然存在大量的杀良冒功，这绝非偶然：在此之前，各地警方都在为完成涉毒案件数量指标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惜制造假案。例如，“钓鱼执法”，通过“不吃我浑身难受”等话术（从而成立“知晓对方是出于成瘾性目的吸食”），诱捕出于病友互助而卖药的睡眠障碍患者或慢性疼痛患者12。前述“在美沙酮门诊附近抓人7”的现象更是直接影响到了药物减害。南京的这起案件，不过是警方为完成kpi，从灰色彻底越界走向黑色的一个极端案例。
不过，在中国，也许有一种东西能超越禁毒叙事，那就是考试绩效。十几年来，有不少家长企图获取以哌甲酯为代表的第一类精神药品（理论而言，合法持有者丢失即可报警，按毒品丢失处理）来提升孩子的考试成绩，这或许说明，比起所谓“百年国耻”，一些人更在意孩子的成绩单。资本主义下，更本质的阶级再生产逻辑超越了民族主义附加的逻辑。
正因为这些荒谬绝伦的，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的事件，我们今天才需要继续谈特货贸易史。特货贸易史虽已成为过去，却仍是中国毒品政策上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它是中国禁毒叙事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一个政权，曾经一方面财政上依赖毒品贸易，一方面以极端民族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方式妖魔化毒品与吸毒者；也是这个曾经在历史困境中理解了“不得已”的政权，后来却难以给普通人的失败、成瘾、康复和重返社会留下任何余地。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知道：一个在民族解放过程中被塑造的“民族的、现代的身体”，是如何给无数人带去毫无必要的痛苦乃至冤屈。
一如既往，上面这些舆论风波在灭声中无疾而终，历史的寂静持续着。但你可听见寂静在唱歌？它一直在那里，只是被要求不发出声音。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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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边区-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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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条目里也加入了个人色彩很鲜明的评论。这年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台湾，有这个立场的人恐怕都不太常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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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著名爱国营销游戏《黑神话：悟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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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2450606127/answer/1975505723921294900 备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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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归纳了几点脱失原因：门诊刚开始运行时，公安就天天派人在门诊附近抓人，搞得吸毒的怕抓不来了，开现场办公会后情况好点，但名声已在外；……”——《在毒品抑或药物背后——基于社区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的实证研究》（访谈时间2013年9月27日）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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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um，从作为“毒品”的“鸦片”到作为药品的“阿片”，命名的变化也许有“使音译更准确”的目的，但很难说没有“禁毒叙事下，换一个词提高公众接受度”的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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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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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后，得知所在科室住院部的哌替啶（杜冷丁）每日配额共三人次。换言之，十几二十个术后恢复中的患者，每天最多只有三人能使用。当然，除了哌替啶以外，医院还提供以镇痛泵形式提供阿片类镇痛药（含舒芬太尼等，其它成分有氟比洛芬、昂丹司琼、右美沙芬等，每人术后可持续使用48h）和非阿片类镇痛药（丙帕他莫等）。与在国外手术的其他患者相对照时仍显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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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卖吃剩的药，“我怎么就成了贩毒？”》，备份。文中提到的“说话语无伦次”“刻意提到上瘾”“收货后立刻报警”就是很典型的钓鱼执法，尽管报道中给报警人员加了个“吸毒者”的身份。 ↩